王夫之从主客体关系入手,解决美感体验的问题。
中国传统道德最讲究诚,认为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之一。三是成物,使万物各得其生、各顺其性。
人类有很多高级情感,决不是经验论的观点所能说明的。人是一个存在与功能范畴,但人是有目的的,在这个意义上说,人就是目的。人究竟有没有良知?这是最能引起争论的一个问题,暂且不论。* 原载《北京社会科学》1998年第3期,第55‒59页。孔子从事过被认为是很卑贱的工作,比如他牧过羊,当过仓库管理员,不管做什么事,他都十分认真,牧羊时能使羊长得肥壮,管理仓库时能做到公平(料量平),这就是诚,《中庸》说,不诚无物,如果不真实、不认真,那就办不成事情。
道德情感不仅是伦理道德的心理基础,而且是能够理性化的,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理性的,它又是理性得以实现的现实内容。第二个层次是对他人的爱,或泛而言之,对人类的爱。齐宣王闻、见将受宰杀的牛之哀鸣战栗而不忍,孟子由此指示其仁心。
比如仁,固然是形而上的爱之理,但离了爱人也就无所谓仁。在孔子看来,就是知天命的问题,要想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进境,知天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。所以孟子说:求之有道,得之有命。为天地立心,不是把自然界作为对象去宰割、去破坏,而只是辅相天地、参赞化育。
从科学的生物学上,我们可以解释或认识人的生死是怎样一回事,但具体人的类存在或生存,乃至具体人的个体存在或生存,并非通过生物学可以解释或认识清楚的。他说:命有两种:一种是贫富、贵贱、死生、寿夭,一种是清浊、偏正、智愚、贤不肖。
其实,这已经引出一个终极目的与价值标准的问题,即有比上述归结到命运更为根本的东西,人的本己存在即落实在这里说。这一点,在理学家那里讲得更清楚。所以朱熹强调:今须要知得他(指天地——引者注)有心处,又要见得他无心处。[6] 这是儒家的基本生活态度。
换句话说,说呈现不是说一实体自身在呈现,而只能是现象界之发用流行的呈现。说自然有目的,也只是天地万物(特别是人)的意向性、目的性活动所体现出来的若合符节的目的性。孔子的学生子夏也说:死生有命,富贵在天。[26] 德性主体的自我实现(即尽心、知性、存心、养性、修身等等),就是自然目的的最终实现(即知天、事天、立命等),这就是在人的有限自我中实现超越。
至朱熹,则明确地区分了命的两种含义,并把它与其哲学体系中的两个重要范畴气与理联系在一起。但此呈现并不是说有个物事光辉辉地在那里。
至宋明理学,二者的区分更见明确,如程颢强调言义不言命,他说:命者所以辅义。[37] 自然而然,何其现成。
只有置身天地万物之间,才能若有所见,若有所闻,若有所得。其主要方法,就是回归大自然,由天地自然的大化流行、人的情感的自然流露,体会宇宙生的目的与人所担荷的善的使命。所以王阳明说:未扣时原是惊天动地,既扣时也只是寂天寞地。前者在孟子看来,并非不重要,所以说:形色,天性也。说它无目的,是说没有所谓超自然的神学目的,天命也不是真有一个主宰者在那里发布命令但就蕺山而言,则是明确反对将天理、人欲对立起来,更反对存天理、灭人欲之说。
[18]《刘子全书》卷31,《论语学案·阳货第十四》。但这义理之性就在气质中,也只能在气质中,也就是气质之本然而当然的存在。
蕺山以意取代良知,则主要是讲好恶之心,即仁心,他更强调情感意向和目的性,以及道德意志。意则是心之所以为心者,亦即人的主体意识。
他认为,只有从这里着眼并下手,才能真正实现人的永恒价值。[25] 在这里,身心是合一的,形上形下是合一的,体用是合一的,性情是合一的,所谓浑然生意,就是指此而言的。
格去物欲是禅门语径,吾儒用不著。这也是一种主体性,但不是认识主体,而是道德主体,不是相对主体,而是统一主体(有人称之为绝对主体,亦通)。人与万物都来源于宇宙生生之理,只是人有觉而物无觉,这个觉就是心之灵明知觉,因此,人应当觉其人之所以为人者,应当有一种关怀,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。但是二者是何关系,儒家并没有一致的说法。
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,西方近代哲学的主流把自然界视作机械的物理世界,只受机械因果律的支配,自然界是没有生命的,与人的生命更是没有内在的联系,人的主体性就在于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,把自然界作为认识的对象。但蕺山除了批评以人心为人欲这一说法之外,主要在于说明,人只有人心,并无与人心相对之道心,所谓道心,只是人之所当然,乃所以为心也[10]。
从一定意义上说,欲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。但是,正因为欲作为生机是生命的发生变化之处,具有不定性和变化的可能性,因此便有发生过恶的可能,纵欲便是过恶。
性情问题也是蕺山人学思想的重要内容,他对宋儒批评最多最集中的,也是在这个问题上。应当说,他的全部著作都是讨论人学问题的。
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,则是强调人人皆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存在。因为天道之元亨利贞不只是自然界的运行规律,而且具有自然目的性,其目的性正是由人之喜怒哀乐而得以实现的。这倒不是说,蕺山已完成了近代人本主义,他仍然讲传统的形上学,但他不是悬空立说,而是重视具体的生命存在,在生命存在中发现形而上的意义和价值。[40]《刘子全书》卷25,《读大学》。
[11] 阳明固然反对人心、道心分为二心,但又对程子道心即天理、人心即人欲之说极表赞成,这实际上是自相矛盾之说。[22] 朱子主张未发为性,已发为情,性是体,情是用,以未发已发分性情体用,这就出现了问题:未发时性体何在?已发时情又何系?蕺山提出存发一机,中和一性,就在于说明,不管未发已发,都是喜怒哀乐之情,亦是仁义礼智之性,决不能以未发为性、已发为情。
所谓良知,是由意决定的。[25]《刘子全书》卷30,《论语学案·颜渊第十二》。
[31]《刘子全书》卷10,《学言上》。他认为,情感是人的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存在方式,并由此而生发出意志、意向和目的性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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